MOOCs(“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的英文缩写，中文有译为“慕课”)近年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美国、在欧洲，甚至在中国，MOOCs已经成为高校、媒体、企业等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日前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组织的“信息技术推动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专家们探讨了MOOCs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思考。我们摘其精华，以飨读者。
传统大学如何面对MOOCs的挑战
9月23日和30日，北京大学首批全球共享课先后有4门和3门在edX平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线课程平台)、Coursera平台(斯坦福大学教授推出的在线大学课程平台)上线，向全球学习者免费开放。
“2012年在美国由著名顶尖大学发起的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震动，甚至被一些学者比作教育界的‘海啸’。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全球的学习者能够有机会选择世界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正在开始变成现实。同时，在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改革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研究员这样形容MOOCs。MOOCs概念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和思考。MOOCs为何引起“海啸”?中国为何要发展MOOCs?
“目前，我们国家优质教育资源缺乏，一流水平的高等学校很少，即使在这些学校，优质课程选课人数过多，小班化难以普及，不利于培养学生能力。MOOCs为我们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经验。”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说。
“MOOCs的优势不仅在于能够帮助任何学习者学习网络课程，而且使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地点自主开展学习。MOOCs还可以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全面跟踪和掌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行为，促进因材施教，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大规模在线教育使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深度互动交流更方便快捷，有利于教师提升教学能力。”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江志斌说。
李晓明认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70%的年轻人还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这些都让我们对MOOCs充满期待。”
MOOCs的到来，令传统实体大学陡增危机感。
教室和车厢一样拥挤，授课顺序和路线一样固定，教师和司机一样傲慢，学生和乘客一样无奈。这则公交隐喻，形象地描述了传统课堂。
MOOCs来了，在网络社会自有的发展规律中，数百年形成的象牙塔大学，会不会有结构性变革，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传统大学的功能与使命是否应当改变?传统大学如何推动自身改革与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黄荣怀教授说，MOOCs受欢迎是因为它用技术支持了学习的反馈、答疑和交互。它在改变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有专业化的教学团队，有名校、名师的授课甚至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学校管理者面前：传统大学该如何迎接MOOCs?
李晓明看到，在北京大学，对于MOOCs，已经不仅仅是学校的积极性助推教师的积极性，而是教师积极性和学校积极性并举，而他们的目标也不仅仅只是参与MOOCs，同时也借此改进北大的教学，提高质量。“北大为什么要研究借鉴MOOCs的理念?因为北京大学有一批优秀教师想让自己的传道授业影响最广泛的人群，与全国广大学子分享北京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李晓明说。
上海的高校也正在探索大规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上海30多所高校建立了课程资源共享中心(UCC)，他们进行探索的第一步是把服务对象定在上海高校在校大学生，实行优质课程共享，进行教学方法改革。他们经过专家评审，精选所在高校首批7门共享精品课程，并采取“面授+视频课程+讨论”的新的教学模式，以达到调动教师、学生积极性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学生对共享课程普遍反映较好，目前选学这些课程的已有3189名学生。
陆昉说，通过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教师也将从重复的教学传授中解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学生的培养和提高教学质量上。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中心现在正集中各校的优势力量，逐步打造中国精品网络共享课程。有专家建议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中心在总结现有经验的基础上，与上海开放大学合作，逐步向社会开放。
“传统大学迎接MOOCs挑战，我们的想法是，第一，优质教学的辐射与自身教学的改进并举。第二，当下，以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为牵引，让尽量多的优秀教师对从事MOOCs方式的教学有切身体验，经历从兴奋、畏难，再到自由王国的过程。第三，积极创造条件，适时发起和推动中国网络开放课程平台的建设。最后，积极投入相关研究，比如技术、方法、政策、制度的建设等。”李晓明说。
当MOOCs把课程放在网上，是否会意味着一部分教师要失业了?陆昉对此并不担心：“MOOCs把优质课程的视频放在网上，教师们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探讨。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改变教学模式的目的在于提升教学质量。”
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闵维方说：“我们应该在现有基础上研究和借鉴他人，发展自己。一方面把握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注意国际上的最新动向，在把握世界科学技术最先进的成果基础上，实现我们自己的跨越式发展。北大、复旦等名校，如何驾驭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新的发展趋势?新的潮流中，高校如何发展定位，探索哪些新的运作模式、新的网络技术?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挤美国“三辆大巴”还是研发中国“高铁”
“我们是搭美国的‘三辆大巴’，还是研发中国‘高铁’?”“把中国货装在美国卡车上，再跑在中国路上?”这是不少专家对国内名校课程借助国外平台上线的疑问。
“我国为开发网络课程投入的经费不少，开发出的网络课程数量也十分可观，但为何提供网络课程的免费网站门可罗雀?面对当前世界范围网络课程的新潮流，中国的大学面临哪些挑战?又有哪些机遇?”南京大学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桑新民问道。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郭文革教授长期从事网络教育和教育传播研究。她对互联网企业的“免费”商业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互联网上提供免费服务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广告获得收益。教育传播强调因材施教，教学资源、讲授、反馈等对不同的学习者都有特定的针对性。我们还应该看到，MOOCs课程其实是有门槛的，它要求学生有很好的外语水平、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必要的基础知识。”郭文革说。
她说：“edX是一个网络教育的研究项目，北大、清华加入edX，是加入了全部的研究活动，分享研究数据、研究成果，还是只提供开放课程，成为edX大数据的一个无偿的贡献者?”郭文革认为，“开放”很可能是互联网变革中的一种策略，意味着我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规则——在需要保护的“隐私”和应该“共享的信息”之间，重新划出一个合理的界限。
北京也进行了相关探索。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主任武装介绍，北京市针对中小学教学质量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实施了中小学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工程，全市成立了50个课程录制基地，在全市中小学中选择教学质量最高的优秀教师，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学生和家长提供全科(21个学科、9500节)数字化名师授课视频等优质资源服务。首都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可以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学习，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从教学质量水平最高的小学和初中延伸至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校和学习者。这种做法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认可。
“这对解决我国义务教育质量水平很不均衡以及相当多中小学生花高额学费上课外辅导班的问题，无疑是一件大好事。”郝克明说，“在美国，一些中学生课外从网络上学习可汗(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学数学老师)的数学课。北京市的经验则是通过政府推动，在全市的小学和初中选择各学科教学质量最高的优秀教师，制作他们的课堂教学视频，通过网络使广大未能进入高水平中小学校的学生，也能够分享最优质的课堂教学资源。这个经验值得提倡和推广。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
郝克明认为，虽然MOOCs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但对基础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教师课堂教学的质量与中小学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网络学习的方式，还有利于学生把课堂教学的视频从网上下载后反复听，直到听懂为止。”
“MOOCs给我们带来了教学方法、教育服务模式和教育体制等多方面的改变，我们需要探索自己的路子。”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丽说，“做中国的MOOCs要建中国的平台。早期计算机产品引进中国时，我们帮助美国人占领了中国市场，当时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不掌握技术，但是，今天，对于MOOCs浪潮，我们与美国相比，在开发平台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的一流大学都将自己的公开课放在美国人的平台上，等于用我们的内容和市场，帮助美国人挣钱，也许若干年之后，我们研究中国人在线学习的规律时，还得向美国人出钱买数据。同时，中国自身教育水平虽然差异较大，客观上需要一流大学开放优质课程，但是，如何使MOOCs模式可持续发展，仍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机制，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策略，因此，如何通过MOOCs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并使得边远地区、更多中国人能低成本或者无成本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是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开放大学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郝克明说，要促进MOOCs的发展与提高，不只是通过网络向学习者提供世界顶尖大学精品课程的视频，还需要为学习者提供包括答疑、辅导和各个学习时段必要的考核等教学服务。美国MOOCs的运作中，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都没有投入相应精力为大规模学习者提供各种与教学相关的服务，这些工作大多由公司或大学的部分教师去做。与美国没有开放大学系统不同的是，我国大学远程教育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和几十年的历史，在网络教学和管理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拥有一支熟谙网络教育规律的师资队伍和功能比较齐全的网络平台。这是我国的优势。如何使MOOCs模式在我国能够可持续发展，加强我国名校与开放大学的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MOOCs在技术使用上并无多少先进之处,我国的远程教育在这一方面并不落后，在技术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媲美。MOOCs引领的是新潮流，用的是旧方法。”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兵说，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正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MOOCs理念和体系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我国开放大学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认为，MOOCs带来了教育方式的突破，突破了传统的学历教育，学习者不是为了学历而学习，而是为了分享和自主学习。MOOCs也不只是新技术的代称，它的意义重在教育技术的变化带来的教育教学方式的改变。面对MOOCs,我们需要区分开放资源和开放课程的区别，前者是辅助学习的各种手段，后者则是远程教学。MOOCs作为一种工具和平台，智能化交互很重要。
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少刚说，在他的设想中，国家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云通过互联网、虚拟专网、卫星网、移动互联网等，接受任意终端访问。通过遍布全国的网络，为学习者提供完善、便捷的软件与服务，同时提供优质海量的教育资源，实现时时、处处、人人的学习，最终达到双向互动，协作共赢。国家开放大学的云教室，则能实现教师团队协同教学、远程实时教学、网络直播教学、课程实时录播等多种功能。
“开放大学在教学中应用网络的经验表明，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最佳应用方面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而非简单地将课程内容全部传递到学生的电脑上。”黄荣怀说。
张少刚说：“开放大学在多年的远程教育经验基础上，正在积极打造互联网生态中的新型大学。远程教育的第三次跨越已经来临，在全民终身学习的社会理想下，开放大学必将大有所为。”
MOOCs时代，有人以为，高校会逐渐消亡，也有人坚持，大学不只是学习之地，更是一段令人迷醉的理想生活，那么开放大学能否构建这样一个中间地带，能建构积聚著名大学教授的新型大学?这是很多人的期待。
中国的MOOCs走向何方
“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哈佛、麻省理工网络教育毕业生，我们怎么办?”国务院参事、友成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的疑问，代表了很多人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担心。在汤敏的设想中，MOOCs带来了教学模式的改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列出需要学习的课程，学生则根据用人单位需要，选修各名校不同课程。
“中国真正需要优质教育资源的是贫困地区和一些水平不高的学校。我们的重点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仅是教授的课程上网，还是打造新的教育?我们是跟在别人后面，还是走一条自己的路?”汤敏说。
黄荣怀认为，教学方式改革必须与学习方式改革相匹配，学习方式要与内容匹配，内容要与学习目标相匹配。新型学习方式的特征是资源的多形态、学习终端的可选择性、学习者差异管理。对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
“在中国发展MOOCs需要注重知识产权法的修改，同时也需要改善边远地区的网络条件，建设中国平台。要研究推行MOOCs认证制度建设，并推动研究面向大规模学习者的教学法以及MOOCs学习成果评估方法和MOOCs制作与执行的标准化等问题。”李晓明说。
郭文革建议，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运动中，既要重视国际一流大学之间的横向合作，也要注重用人单位、大学、知识生产者之间的纵向合作，按照中国社会转型期发展的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MOOCs发展战略，推广中国文化价值观、营造国家“软实力”。在战术层面上，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关注特色平台和特色教学项目的探索和尝试，尊重社会对“创新”的自由选择。同时，以示范项目为抓手，寻找突破口。
“组织两个以上课程平台，鼓励竞争，最好有民营化的公司参加。应试验开设一批适应企业和社会急需，并由企业高水平的高管和专业人员讲授的课程，通过认证后在MOOCs上推出。”汤敏说。
“我们必须破解三大难题。第一,如何在网络课程的大批围观者中,选拔出稳定的学习者?并将他们培育、提升为新一代网络课程的创造性学习者、高效学习者?第二，如何在众多的网络课程及其主讲教师和开发团队中,选拔和培养出稳定的课程建设者的队伍，并创造出超越目前大学课程评价、建设体系的体制和机制?第三,如何创造和形成新一代网络课程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追求和开创信息时代和谐共赢的大学新文化和人类新文明?”桑新民说。桑新民建议，首先要认真研究和推动网络课程学习模式和教学设计的创新发展;其次是关于评价观念的更新和网络课程学习的跟踪研究;推动个性化、智能化、自主化、团队化学习评价模式的创新发展;再其次，要深入研究网络课程开发模式和教师—导学团队的创新等问题。
“我们应当紧紧抓住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研究借鉴MOOCs发展的理念，并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调动高等学校和全社会的积极性，在学习国外平台建设经验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MOOCs平台，积极进行相关的教育研究和变革探索，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郝克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