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化教育已成为全球化的大趋势。而如何向以电子书包为代表的数字化教育领域提供优质的内容资源和出版服务，也成为“炙手可热”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那么，电子书包的发展究竟带来哪些新的空间和现实问题？
电子书包冲击教材出版？
随着全球性教育数字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数字教材、数字教学资源和出版服务将成为未来教育出版的主战场，教材教辅图书的生产、提供和服务的方式将发生革命性变化。电子课本、数字教科书的生产和分销在纯技术层面上看，可以不再依赖于传统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发行渠道；电子课本和数字教材富媒体、交互式的特点，使得教材出版流程、生产方式、发行渠道和发行方式等环节发生根本性的革命，这给传统的教材出版行业带来极大的震动，传统教材出版社短时间很难适应数字教材的研发和生产。
我们应该意识到：出版与教育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中，出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意义将依然存在。拨开“数字化迷雾”，数字出版的本质仍然是出版，各种终端设备取代了传统出版的纸张、数字技术取代了复制、网络传播技术取代了发行；而编辑出版工作对知识内容的聚合、加工、提炼在数字时代将依然存在，并且将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行业融合和产业融合的理念已经进入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决策之中。应该看到，数字教材出版的规制主体、规制模式、规制手段、规制技术将多元化和协作化；教育出版产业链重构问题和数字教材出版的规制问题将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探索和开展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与出版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积极地重构数字教材的产业链，把出版价值链延伸到教育领域，把教育出版服务延伸到教师的教学终端和学生的学习终端，才是摆脱传统教材教辅图书出版“穷途末路”境地的有效路径。
如何分得电子书包的一杯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材课本一直是图书市场份额的主体，教育出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某种角度看，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将决定我国图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大局。
据电子书包预研课题小组的初步调查，我国最早的电子书包出现于本世纪初。2001年10月北京伯通科技公司研发生产的绿色电子书包获得了教育部的认证，是媒体报道中最早的电子书包项目。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电子书包的试点工作，截止到2012年年底，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我国至少有11个省市、地区，多达200多所学校开始电子书包项目试点探索和教育应用研究。
随着数字教育产品和系统开发的多样化，电子书包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名称和概念，如电子书包（e-schoolbag）、电子课本（e-textbook）、数字校园（i-school）、在线学习（e-leaning）等，其本质是指代数字化教育环境和教学系统。通常大家共识的电子书包是以“数字内容产品+教育终端产品+云资源平台”为基本特点的教育信息系统和出版服务系统，它融合了教育出版、教学应用、电子通讯、信息服务、终端设备等相关行业的产品、技术与服务。电子书包构建了教育领域与出版产业之间的交融地带数字教育与数字出版，形成了教育与出版互相融合的新领域。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使得数字教育出版具备产业激增性，具有融合产业的经济特征，极具产业发展前景和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数字教育与数字出版的产业融合，将改变传统出版和传统教育，促使其产品与服务结构的升级；将会产生数字教育出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
近年国外数字教育出版，主要有三个方面：1.转型后的出版传媒集团开展数字教育出版。如荷兰的爱思唯尔集团和威科集团、加拿大的汤姆森路透、美国的麦格希集团和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德国的贝塔斯曼、法国的阿歇特、西班牙星球传媒等都推出了自己的数字教育产品。主要有教育专题数据库、电子书、e-learning、数字出版平台、教育软件和服务系统等。2.技术商积极拓展数字教育市场。索尼电子书、巴诺Nook、苹果公司推出了数字教科书和教育产品iBooks2、iBooksAuthor、iTunesU等。谷歌在推出谷歌电子书之后，也于2013年年初推出谷歌Chrombook教育计划，并进驻2000所学校。3.影视传媒行业也进军教育市场，如2011年美国有线电视公司探索频道（Discovery），开发了Techbook的数字课本，把探索频道、动物星球和学习频道视频资源引入学校。因此，教育领域将是未来数字教育出版的主战场，国外数字技术企业早已窥探我国的教育市场，可以说国外技术商进军我国数字教育市场的号角早已吹响，我国的教育出版将何去何从？
纵观我国的电子书包发展，以2010年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2010年之前是以技术商和设备商为主导的电子书包探索阶段。例如金蟾、汉王、方正、英特尔、联想、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北大方正、方正阿帕比、天闻数媒等企业积极推广电子书包，以推广终端设备和电子书包网络平台为特点，在教育信息化基础上开展电子书包学校应用的探索。2010年年底国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了电子书包的试点工作。各地政府部门积极推导，试点学校“小试牛刀”，出版企业积极涉足电子书包，并取得初步成功。例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广东出版集团、人教社、高教社、外研社都在电子课本、电子书包、在线学习、学习测评、数字课堂、数字校园、虚拟实验系统等领域开发了相应的产品，并在有关学校开展试点和应用实验。以上海虹口区电子书包试点为例，上海市有关政府部门积极推进电子书包试点工作，通过上海市数字出版专项基金、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等政府基金，积极扶持电子书包系统平台建设、教育资源数据库建设、电子课本研发、数字教育出版与电子书包标准研制等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前期通过政府基金项目申报审批的方式，扶持传统教育出版社从事数字教育产品和电子课本的开发研制；待研制和试用成功后，电子课本等产品将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购入电子书包系统；此外，对数字教材的编写制作、生产发行、版权保护，乃至电子课本定价和购买方式都进行了前期的预研究，在出版界和教育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观察家核心观点
出版与教育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中，出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意义将依然存在。
拨开“数字化迷雾”，数字出版的本质仍然是出版，各种终端设备取代了传统出版的纸张、数字技术取代了复制、网络传播技术取代了发行；而编辑出版工作对知识内容的聚合、加工、提炼在数字时代将依然存在，并且将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促进教育与出版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积极地重构数字教材的产业链，把出版价值链延伸到教育领域，把教育出版服务延伸到教师的教学终端和学生的学习终端，才是摆脱传统教材教辅图书出版“穷途末路”境地的有效路径。
从某种角度看，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将决定我国图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大局。
